史料记载，吴三桂常年“请饷”，也就是找公司要预算。但回复永远是“再坚持一下”。他手下的士兵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却要面对两线作战的“不可能指标”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吴三桂早年的“战神”光环，迅速被一种“职场老油条”的圆滑所取代。他不再主动出击，而是消极怠工。他不再奢谈“国恩”，而是开始计算自己的“资产”。

他像极了我们身边那种中年“老实人”：被KPI压得喘不过气，努力得不到回报，加薪遥遥无期，老板还在画饼。他唯一的念头，不是“匡扶社稷”，而是“千万别出事，保住饭碗，等个好时机”。

他不是懦弱，他只是在为自己的“无能”和“平庸”，找到了最合理的“情境归因”——不是我无能，是这届公司（时局）不行。

（三）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，吴三桂充其量是个“倒霉蛋”

但历史的聚光灯，偏偏要打在他身上。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在煤山上吊。

消息传来，吴三桂的“公司”——倒闭了。

一瞬间，他从“大明总兵”，变成了手握数万精兵的“自由职业者”。

这，就是他等待已久的“机遇”。
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为旧主殉葬时，吴三桂做出了第一个“反转”——他决定投降李自成。他看得很清楚，李自成是新的“风口”。

他甚至已经带兵走到了半路，准备去北京“面试”新老板。这一刻，他的人生似乎迎来了“高光”：从一个边缘的守将，一跃成为“新朝”的从龙功臣。

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“一流名将”，即将“拨乱反正”，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读者几乎要为他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而鼓掌了。

（四）一个如此“识时务”的将才，为何最终会背上万世骂名？

答案很快揭晓。吴三桂的投降之路刚走一半，一个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“职业规划”——他在北京的家产被抄了，他的父亲吴襄被抓了，甚至他那位著名的“小三”陈圆圆，也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霸占了。

这，就是吴三桂人生的第二次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转折。

许多人津津乐道的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其实是后世文人给他强加的“浪漫”滤镜。

我们必须揭开这层滤镜，看看“人精”吴三桂的真实算盘：

陈圆圆被抢，不是爱情问题，是“面子”问题； 吴襄被抓，不是孝道问题，是“人身安全”问题； 而家产被抄，这才是要了他老命的“核心资产”问题。

一个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的逻辑是：我可以投降，但我必须是“体面”地投降。你（李自成）吃肉，总得给我留口汤。可现在，你不仅要砸了我的锅，还要睡我的床？

这已经不是“投机”，这是“抢劫”。

于是，吴三桂那“职场人精”的本质彻底暴露。他立刻调转马头，退回山海关，并迅速起草了另一份“投职信”。

这一次，他投递的对象，是昨天还在战场上互砍的“死敌”——满清。

（五） 如果说投降李自成，只是“精致利己”；那么投降满清，则彻底撕毁了他作为“明朝将领”的最后假面

这是他人生的“高潮”，也是他道德的“塌方”。

当李自成亲率大军来攻时，吴三桂在山海关上演了他一生中最“无耻”的表演。

事件一：公然欺诈。 他先是假意和李自成谈判，稳住对方，暗地里却派人向清军统帅多尔衮“乞求”支援。

事件二：背信弃义。 在那封著名的《致多尔衮书》里，他卑躬屈膝，称兄道弟，许诺“割地以酬”。他不仅要“借兵”，他还要“合兵”。

事件三：引狼入室。 1644年4月22日，山海关，一片石。吴三桂与李自成激战正酣，他却突然下令军队“剃发易服”，在胳膊上系上白布为标记，随后，他打开了那扇决定中国未来三百年命运的大门。

数万清军铁骑，如潮水般涌入关内。

这已经不是“投机”，这是“背叛”。

他出卖的，不只是崇祯，不只是李自成，更是他身后那片他曾发誓要守护的土地。
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吴三桂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，摇身一变成了清军的“先锋”。他追杀李自成，从山海关一路杀到陕西。他镇压南明，从四川杀到云南。

最终，在1662年，他亲手在缅甸抓住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——永历帝朱由榔。他不顾所有人的劝阻，用弓弦残忍地勒死了这位故国的君主。

至此，那个曾经的“大明战神”，彻底沦为了一个连道德底裤都不要的“刽子手”。他用故国皇帝的鲜血，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。

按理说，这样一个“缺德到冒黑烟”的叛徒，应该立刻遭到报应，被千刀万剐。

但讽刺的是，历史给吴三桂的“峰终定律”，是对所有“善恶有报”价值观的终极挑战。

因为他的“功劳”太大，清廷册封他为“平西王”，世袭罔替，镇守云南。

吴三桂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： 他成了云南的“土皇帝”，手握重兵，财政独立； 他富可敌国，金银珠宝、良田美宅不计其数，远超他被李自成抄走的那些“资产”； 他活得比崇祯、李自成、多尔衮中任何一个都长。

从1644年投降，到1673年，他享受了近三十年的荣华富贵。这三十年，是他“恶有善报”的三十年，是他靠着背叛和无耻，活成的、我们所有人都最不希望他活成的样子。

故事的最后，当康熙决定“削藩”，这位“老油条”的投机本能再次发作，他又一次“反叛”了。

然而，就连他的结局，都充满了荒谬的讽刺。

1678年，吴三桂在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急不可耐地登基称帝，国号“大周”。五个月后，这位新皇帝并非战死沙场，也非被捕处决。

他死了，死于痢疾。

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他不是一个阶下囚，而是一个“皇帝”。他安详地（虽然有点狼狈）死在了自己的“龙椅”上。

他用一生诠释了一个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的终极凯歌：背叛只要够彻底，道德就追不上我；只要我没有底线，我就能“平安落地”，甚至“善终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